第一、新文化运动是在思想文化上反复辟的革命

　　如果说袁世凯、张勋的公然复辟，因全中国人民的“共击之”而先后归于败亡，那么，当之“再造共和”的大英雄，竟于马场誓师到执掌国柄的转瞬之间，就又成为再造假共和真复辟的大军阀时，应该说，它给予国人的强刺激，实不亚于袁、张的公然复辟。尤其是北洋军阀制造一系列混战和混乱的行径，不单使国人痛心疾首，特别使得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们“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陈独秀语）。
　　再者，如前所说，辛亥之后清王室的宗亲贵要就曾到处成立孔教会、孔道会、经学会等等，以宣传“非复辟不能救中国”。而袁氏复辟帝制的先声便是“通令学校祀孔，亲率百官祭孔，下令所有衍圣公暨配礼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所谓“欲遏横流，在寻正轨”，试图以独尊“孔教”，来改变所谓“波邪充塞、法守荡然”的“共和现实”。康有为既在一九一六年九月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又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时，因身封“弼德院副院长”（院长徐世昌），而亲拟宣布复辟的上谕。并称：“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仪廉耻收溃决之人心”，实际是要在思想文化上首先实现复辟。至于满清的遗老遗少们，不仅为推动复辟而大肆鼓吹尊孔读经，意在“倡明周公孔子之学”，而且还“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地从辛亥前一直闹到辛亥后，甚至从袁氏复辟一直闹到北伐推倒军阀乃止。由是，国中贤者便不难发现，凡复辟，必与独尊孔教有关。孔教不仅是为专制复辟鸣锣开道的精神法宝，而且是专制赖以复辟的政治法宝，更是专制已经实现复辟的一剂“思想保和汤”。因此，国中贤者们也就不论他们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型思想家，还是要反对文言文和旧文学的新型文学家，便都将孔教当作他们志在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狂飙伊始，就会喊出“打倒孔家店”的真正原由所在。它无疑是革命与复辟艰苦较量时代的思想产物，也是革命思想和复辟思潮的一场必有较量，更是辛亥前那两场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和专制改良的共和主义思想运动，在辛亥后的继续和深入。再加上共和国统之下的数度专制复辟，又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和痛苦，²⁸ 这就使得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提倡者们，不仅能够认识到批判专制思想文化的必要性，而且能够理解到提高人民思想文化素质，进一步普及共和主义思想的重要性。特别是他们又在一个特殊的痛苦时代 —— 革命与复辟艰苦较量的历史时期，获得了思想灵感和文学创造的深厚生活基础及丰富情感泉源，因此，在思想有了，生活有了，痛苦也有了，追求亦更明确和更坚决的反复辟时代条件下，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先后两声呐喊，既开启了对“孔家店”的大胆批判，又开始了对革命与复辟较量时代社会生活的文学表现。前者继承辛亥前共和主义思想运动对封建纲常名教的批判，志在思想战线上为反对专制复辟、推进民主革命而尽其功；后者则以晚清的文学革新为前瞻，继承和发扬了它敢于批判现实的精神，勇敢地直面社会生活，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如是，一场在后来被托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革命，便在思想和文化两个方面，并在革命与复辟正在艰难较量的中国大地上，被轰轰烈烈地推动开来了。

第二、新文化运动是以民主批判专制、科学批判愚昧的思想文化革命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体部分的思想革命，它萌动于袁氏复辟的岁月，呼喊于张勋复辟的前后，如潮如涌在军阀复辟混战的年头，结果于北伐成功的辉煌年代。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已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以“敬告青年”为题，为这一场反对复辟的思想革命，竖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他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一九一六年二月，他又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公开指出“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治的国民政治”。一九一九年一月，面对着复辟派非难《新青年》“破坏礼教、礼法、贞节、伦理”之等等罪名，他又发表了纲领性的“自辩书”，宣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并誓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国……若因为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能辞”。²⁹
　　由是，面对着在辛亥之后已经堕落为复辟派的康有为，和他一再力倡“尊孔、复古、读经”所推起的一波波逆流，陈独秀则在“孔子之道德与现代生活”等文章中，严正标明了“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可两立，孔子之道与共和制度直接对立”的思想立场，竖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由是，李大钊乃大声疾呼“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而自由亡”。³⁰ 吴虞则继承了辛亥之前民主革命派对于纲常名教的批判，以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进一步清算“维系了二千年专制政治和家族制度之根本的孔子孝悌思想”，指出了礼教的吃人本质。
　　鲁迅亦尖锐地抨击了要借保存国粹而维护专制政治的“国粹派”们，指出“我们要保存国粹，须得国粹也能保存我们”。同时还鞭笞了仍然在叫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伪革新派们，批判了他们“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的两重思想。
　　可以说，既高举起民主的大旗，以反对专制政治和整个专制制度；又高举起科学的大旗，以反对数千年来专制思想、专制观念和专制文化所造成的种种愚昧 —— 这在革命与复辟、即民主与专制激烈较量的时代，不仅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新文化运动，而且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反复辟思想文化革命了。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和影响

　　显然，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先导部分和主体部分，乃是一场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复辟的思想革命，这个革命在它一开场，便带头对于一切复旧、复辟的思潮和行为，进行了大胆的、并且是坚决的批判和清算，所以，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才有可能在一开场便生机勃勃地高举起“反文以载道”的文学革命旗帜，更只在短短的几年中便获得了那样大的成就。说到底，几位留学生在美国关于“新潮之来不可挡，文学革命其时矣”的闲话，³¹ 之所以能够在国中诱发起“文学革命”的时代大潮，无非是这个关乎文学的“闲话”，适应了辛亥之后国人在思想文化上反对专制复辟的时代需要，它，才有可能因为“一点因由”，而被“着意点染”，从而在反复辟的思想革命已经蓬勃开展的时代条件下，推动起了一场真正的文化和文学革命，结出了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硕果。这也是胡适之先生所小心翼翼提出来的“文学改良刍议”，到了陈独秀的手里，便不仅还了胡适之先生“新潮之来不可挡，文学革命其时矣”的本意，而且能就此做成一篇“文学革命论”，并喊出了“三推倒和三建设”之文学革命主张的根本原因。³²
　　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成就是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即白话文的被正式公开提倡和被迅疾地推广普及。³³ 这不仅对于文学革命和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成形具有决定的意义，而且对于推动民主理念，普及科学知识，提倡革命精神，号召反对复辟，即在更为广泛的规模上批判专制思想、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推广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和新知识，直至推动北伐在全国的迅疾成功，均起到了无以低估的历史作用。
　　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个成就是文学革命的实绩。首先，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便是在批判“吃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中应运而生的。紧接着，鲁迅又从批判专制政治的“上下”两个方面入手，以对孔乙己命运的深刻描写，猛烈地批判了专制统治之精神枷锁 —— “科举制度”的罪恶；又在对乡村游民 —— 阿Ｑ形象的塑造中，深刻地揭示了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维系其长期统治的社会基础，即中国传统农民无思想、无文化，却有着根深蒂固之封建专制观念的本相。胡适、刘半农、郭沫若开始以白话诗歌的形式咏叹社会的痛苦，人民的不幸，歌唱一个古老民族的方死和方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新人，则以重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题，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歌、新戏剧终于爆发开来，其作为一场文学运动，不仅为白话文的迅疾推广与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为我们民族现代语言的形成建立了莫大的功勋，而且它开山之日便是结果之时，诞生了迄今为止，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都无愧于后人的不朽之作。尤其是它在革命与复辟公开较量的时代，作为那一场反复辟思想文化革命的一个部分，确乎揭出了病痛，也引起了疗救的注意，引发并坚定了人民、特别是青年反对专制复辟、追求民主政治的信念。这一切无疑都是文学革命的重大成就。
　　新文化运动的第三个成就是它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由于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它虽由少数知识分子所倡导，却又为广大青年和普通民众所参加。加上辛亥之后中国人民已经拥有相当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分裂混战中的军阀又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再造专制一统，以强行取缔这一自由，因而，这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就不仅在思想上、文化上及文学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广泛的响应。其影响之深，之广，之所向披靡和只进无退，实是将革命与复辟公开较量时代的整个社会生活氛围，引向了一个空前的质变阶段。不仅予旧思想、旧文化以重创，特别予刚刚诞生、还在鲜血和痛苦中挣扎的新中国，在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注进了新鲜的历史气息，使之迅速地出现了推陈出新的思想文化局面。尤其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崇尚自由、反抗权威，排斥专制、追求民主，批评传统、肯定现代，破除迷信、推崇科学，深怀理想、一意求新，和要积极、不要消极，要个人主义、不要专制主义”之种种崭新的时代精神，不仅在迅疾地改变着那个时代的面貌，而且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因而，在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更为久远的历史范围内，将它视作在各个方面均要推陈出新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也就言之不过。

第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方面的负面影响

　　其一、文学革命方面。由于中国数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成份 —— 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绝非是一朝一夕所能批判、清算得了的；由于刚刚认同科学和民主理念的批判清算者本身，同样背负着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由于辛亥之后的中国正处在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们既身置其时，又身在其中；因而，他们对于时代发展的本质，也就很难认识得十分清楚。由是，那一批在旧时代为旧文化所培养起来的新文化人，即“新青年”，就自然而然地会把由专制复辟所造就的社会灾难，和由刚刚覆灭的专制王朝所遗留下来的社会痛苦，与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联系起来，甚至反转过来认为，这一切都是辛亥革命没有获得成功所致。这就使得鲁迅等一批作家于文学革命后期，将对数千年专制社会的批判与辛亥革命所必然要引起的时代阵痛划了等号，不仅混淆了辛亥前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区别，而且混淆了民主革命和专制复辟的政治界限。从而为不仅要推倒专制制度，甚至要否定辛亥革命的错误思潮，作了文学上和心理上的铺垫。比较一下法国波庞王朝复辟时代的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伟大作家，重新认识一下他们在文学上一心要批判的复辟贵族，竟恰恰是他们在政治上一心要维护的心爱者 —— 这样一个“根本矛盾”，我们就能明白，他们对复辟时代社会心理与时代风情的描写，实在是对那个“革命与复辟正在艰难较量的”时代，作了相当本质、相当鲜明，即相当深刻和准确的文学概括。于连·索黑尔，包法利夫人，德·拉·木尔侯爵的女儿马特尔小姐 —— 应该说，正是从这些不朽的文学形象身上，我们才看到了法国社会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激烈冲突，以及这个冲突之必然要解决和必然能够解决的历史前途，即“圣·玛丽街修道院里的共和主义英雄们”一定能够战胜专制复辟的胜利前景。这固然是法国文学已经走向成熟的表现；同样是法国民主革命前漫长的思想启蒙运动，曾对专制主义实行过广泛深入批判的一个积极成果；更是法国传统农业社会已经并正在解体，民主与科学已经先走一步这一历史进步性，所带来的进步文学现象。
　　其二、思想革命方面。由于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革命范围内，没有能够积极地区分传统思想文化与其中“专制思想文化成份”的界限，从而将所有的传统思想文化都当成了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这就不仅为对手的反击带来了可乘之“理”，而且表现了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不公正态度，更为嗣后在共产革命思潮的侵扰下，不加鉴别地动辄便要否定和打倒传统文化，甚至以批判和打倒传统文化来取代对于当代共产专制思想文化的清算，提供了似是而非的理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大陆出现的，某些人不能、不敢、甚至是不愿批判共产专制政治，却乐于批判、直至全面否定民族传统文化，并坚持鼓吹民族虚无主义的奇异文化现象，虽然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文化现象而已，但是，这一改良主义的文化现象，却在维护共产专制制度，鼓吹共产专制体制内的政治改良，淡化共产专制制度的罪恶，特别是它在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上，对新一代青年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实在不能不说是新文化运动“负面影响”的一个至为悲哀的历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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