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两会制度”是中共表演共和的舞台与厉行专制的框架

　　如前所说，中共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假以三权分立的样式，建立了它所谓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却在实际的权力结构和实际的政治操作上，又为中共中央及其各级党委所一统。因此，这个根本制度就成为表演共和的舞台，而非实行共和的机关。它非但没有成为组成共和国体的根本权力结构，相反，倒成了厉行专制极圈统治的如意框架。

第二、中共教政合一的极权政治体制是以军事独裁作为其统治基础的

　　如果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只是在表面上装潢与表演共和的舞台，那么，撑持着这个大舞台和作为整个专制统治权力之根本支柱的，却是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共党军。自中共一九四九年建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就只有中共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共党军，而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军事委员会和国家军队。八十年代初，为了做样子，才由邓小平同意“多挂一块牌子”，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多做了一套“国家牌的制服”而已。加之中共的党章又规定党的主席，或曰第一把手，必须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因此，毛泽东便任此职至死而不放，邓小平亦在不担任任何党和国家职务之后仍继续担任该职，直至由他来指定接班人担任这一关键职务。因毛、邓既是中共造反军人出身，又是中共军队的最高统帅，是故得意时均着军装以显威。毛泽东则更是在十数年中常常穿着军装，以逼迫人民对他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在他所独有的四个伟大称号上，有一个便是“伟大的统帅”。他们与希特勒一样，既是党的元首，国家的元首，又是军队的元首，因而，也就使政权本身具有了军事独裁政权的性质。如是，中共党指挥枪才是假，相反，枪指挥党才是真。文革开始，全党内讧，全民遭殃。有人亦数度想在军队烧一把火，玩一回造反的把戏，甚至想夺军权，毛泽东便立即指责这是要“毁我长城”。当文革之乱已经乱到了无以收拾之时，毛泽东便派出军人“支左”，实际就是武装镇压，并因此而稳定了局面，也巩固了他重新到手的独裁权力。而当党的会议上出现反对他的意见和倾向，其地位与权力受到挑战时，他则乾脆用军队包围会场，迫使他的党人在他以军队作底的淫威之下就范。可以说，毛泽东的数十年横行无忌，胆量便是来自他军权在手。毛死后，胡耀邦的被迫辞职，赵紫阳的被逼下台，邓小平用的也是同样的把戏。
　　“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一支在前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以公然背叛北伐和叛变中国国民革命为“奠基”的农民造反军队，在它于一九四九年为中共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之后，亦与历代农民造反军人一样，人人都必须弄一个官做做。是故，其军事人员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便被转业到地方担任各级党政领导，并且形成了传统。这既在无形中使中共各级政权仍为军人所掌握，使军队的专制作风得以在地方政权中传承和发扬，同时，亦使得各级地方政府在构成上出现文化素质极底的特质。尤其是公、检、法系统，至今仍几乎为转业复员军人所把持。其文化素质之低，军人作风之强，骄悍脾气之盛，足以使各级本来就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公、检、法机关，“蛮横无知和无法无天”。所以，如果说中共实行的是教政合一，倒不如说中共实行的乃是“教、政、军合一”。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实际上乃是一党一姓的军队，岂但与国无涉，而且与民作对。一九四九年后，中共曾无数次调动人民解放军以大规模镇压人民的血案，固然为外界所难知；一九八九年中共公然调动人民解放军进北京屠城，终于使世界震惊不已。中国共产党正是靠着这样一支由它绝对掌握的私家军队，为其打天下，又为其保天下，更为其杀天下，才有力地巩固和维系了它的专制复辟政权。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的这堵“长城”和这根“柱石”，却在中共数十年权力斗争和政治风雨的剥蚀之下，特别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开始了分化和裂变。近十余年来，解放军里的知识分子军官和作家们，特别是新一代解放军军史研究家们，他们在对解放军历史的反思中，所得出的大量“反认识”，和他们对国民党军队英勇抗战的“痛苦认知”，无疑为推动中国大陆的现代历史反思运动，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至于新一代有文化的中青年军官，他们而今对“党指挥枪”的巨大怀疑和不满，以及他们渴望自己能够成为国家军队的迅速民主觉醒，实已使得中共面临着军权的最大挑战。诚如海外一位报人所言，而今，“解放军还要解放何人”呢？他们剩下的唯一任务，就是解放自己了。中国共产党想依靠这一支党军来维系它摇摇欲坠的政权，来达成它“千秋万代掌权”的愿望，最终怕也只能落得个“天上人间”式的悲哀罢了。

第三、全方位实行党政合一是中共将全社会纳入教政合一体制的具体形式

　　众所周知的是，中共不仅实行教政合一，而且实行党政合一，即将党政合一当作教政合一的具体形式，无处不以党权指挥政权，使中央及各级政权机关，包括政权机关中的各个部门，均置身于同级和同部门党权的控制之下，以党凌政和以党控政。同时，中共还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的组织形式，即教权对于各级政权的控制权，和教权对于各级政权的结合权，发展到了政权以外的全社会。即在全社会的各行各业各单位中，皆视其级别和规模，设立党的权力机构，将其领导权力政权化、级别化，同时还要建立行业、系统、或跨行归口的党委领导机构，以求党权至上，统领一切，重在控制思想和掌管人权。其中工会、妇女、体委、文联（包括所属各协会、特别是作家协会）、共青团等被中共宣布的“五大群众团体”，均归中共中央即各级党委的宣传部直接领导和控制，如同八个“民主党派”权归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统战部直接掌控一样。由是，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全社会，都建立起了一个个蛛网式的和等级化的“封建庄园”，并且还要视其在蛛网结构中的地位和大小，或成纵向归属，或作横向牵制。其每个庄园的庄园主便是这个庄园的党的最高负责人。这个负责人由是而获得了其领属范围内的一切生杀予夺大权。这样一个严密的权力结构，不仅使得全社会政权化，而且使得全社会党权化；不仅使得整个国家专制化，而且使得整个国家封建化。因此而成为中央集权与封建专权的高度结合，即全方位极权化。
　　由是，全社会所有行业和所有单位，其内部自上而下均层层设立包管一切的政权式机关，又同时设立控制一切行政权力的党权机关，并设置党委书记，党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等职。其作为同级行政领导的领导，便理所当然地掌控了指挥行政的全部权力。由是，人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读书做工，包括休养生息，便全部被置于党权指挥下的“行政权”之下。中国大陆全体人民，在实际上便成了奴隶制度下的，无任何人权与民权的奴隶而已。
　　八十年代中共为自救而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上述统治开始出现了软化迹象，但是，其基本的党政体制既未改变，党政亦根本没有分开，由党管人的人事制度虽然高喊改革已达二十年之久，却至今没有任何具有实际内容的改革。全社会各行各业中的党权，虽在少数领域有所削弱，如工厂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一再较量，个体经营中党权问题的亟望解决和尚未解决，以及由“人心不党”而产生的对党权的抵抗和排斥等，但其中绝大多数领域，党权基本上没有被触动。尤其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的教育、新闻、出版、学术、科研、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中，反而有进一步强化的明显趋势。一度在高等学校实行的校长负责制，终于又退回到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是，中国共产党为复辟专制制度而苦心建立起来的这个严密的权力结构，毕竟因为时代的进步和中国大陆人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复归，以及它为自救而推行专制经济改良所产生的巨大“负面”作用，不仅开始出现全面的松动和松散，锈蚀和腐蚀，而且其最高权力所面临的权力危机，亦在人心思变的基础上，使得它的整部统治机器已经在根本上发生了衰朽。由是，中国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这一部严密的和高精度的专制权力结构，也就势必要面临着“一朝崩溃”的危险。苏联及其它共产国家的瞬间自垮，及其权力结构的转瞬即崩，已经为中共昭示了它同样的下场和结局。只是中共将垮得更惨而已。